接到离校已十多年的学生的电话，我习惯性地问她近来可好？她劈头一句“好就不会打电话给老师了。”怔得我一时回应不过来，好就不打电话给老师，有麻烦才想到老师，像话吗？回头一想，至少她肯定了我是她有麻烦时能助她一把的对象；这么多年了，还保留着我的电话号码，对早已离校的学生，我还能期望得更多吗？调理好情绪之后，我耐心地听她细诉也助她分析她面临的问题。
在杏坛默默耕耘三十多年，若不是限于法定退休年龄，我还真不舍得退下，只因为这不止是一门职业，也是一道人与人之间心灵交流的管道，更能借此门路为年轻人解除疑难、排除困惑、慰藉惶惶不安的心境，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1959年，我们女学员被派到坤成女校实习教学，是我执行教学职务的第一步。初为人师，我们完全没有“老师”的架式，像学生的姐姐多过是她们的老师。实习期间虽然有讲师坐在课室后面评审而紧张，但是，只要哪一节课没见到讲师的踪影，师生就放松心情，讲课顿时变得轻松无比。我常拿学生的语病当教材，学生把“开灯”写成“开火”，问她在家里开火，打谁？惹得笑声不绝，是我上课的写照。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彼此没有隔阂，虽属短期实习，学生有心事，都不迟疑地向老师透露。那时，自己的人生经验不足以助学生解决问题，但是有个“大姐姐”在聆听、在安慰、在背后支持，多少能助学生释怀。初踏进杏坛，我误打误撞中就这样把工作兴趣化，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证明这一步棋没走错。实习期满，学生乘校车到傍黛谷语文学院与老师们欢聚，小女孩的热诚比她们手中的礼物更叫我们感动。半世纪前的往事至今犹历历浮现脑际，证实对学生用爱语感化确实远比藤鞭、斥责管用！
雅比灵国民中学创校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原本是专为各语文小学会考落第生而开办的学校，校中的硬体设备特别注重工艺、家政与商科。从华小转来的学生在以国语国文为媒介语的环境中无所适从，与不谙华语的师长没法沟通，那份焦虑与不安写在脸上，这时，校中的华文老师就像溺水的人手中的浮木，多少心灵的怖畏得以抚平、多少惶恐与不安得到慰藉。传达讯息时，老师是学生的通译员；遇上来自英校，语文占优势的学长对“有口难言”的华校生不公平时，老师挺身而出为他们讨回公道；有那用尖酸刻薄的话嘲弄华校生发音不准的师长，老师善巧方便地借他们的话回敬，“学生把fried rice讲成fly rice，的确很滑稽，幸亏他还知道rice 这个英文名词。您老是华人，可知道rice的华文名称吗？”三几次下不了台，二毛子老师此后不再拿华校生的英语发音当笑话，不再称学生为Potato，还学生尊严。
陪学生走过那段有点崎岖的中学路程，进入工艺学院或职业学校的学生都能顺利地在毕业前就获得雇主青睐，他们纷纷回来找老师当担保人。不曾过问担保人的责任有多大，也不曾迟疑会不会因而被学生所拖累，只因为我们并没把学生当学生看待！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我说：师者不但对学生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还得学习观世音菩萨，得随缘应化，应以何身得度，就现何身，也包括必须具备能包容学生无事不登三宝殿，只在面临困扰时才想到你的菩萨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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