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前来当义工的朋友多次以不同的托词爽约，虽然我能觉察得到她没应约出席的说词有点牵强，但是，那毕竟是属于义务性质的服务，我也不方便多追问。 她知道我深知她的习性，不会看不出她在推搪，干脆约我见面，率直地把她面对的问题摊在我的面前。
我也曾经卡在相同的困境，对这位大男人统治之下的小女人的苦衷，我感同身受。
先夫 是位顾家的男人，对一家大小过分呵护，总担忧我们一脱开生活常轨就会出事，结果把一家人的行动紧紧捆绑在一起。出门尽可能一家人同行，我和孩子一放学就得直接回家，结果，孩子们没有同学以外的朋友，他们的同学常揶揄说他们向前跨一步，父母会把他们拉回三步；我没有私人空间，孩子笑我的头脑单纯得只有三条频道：只知道到学校的路、去父母家的路及回自己家的路；除非我们合家受邀或携眷出席的场合，他谢绝办公时间以外的应酬，一家人安安分分过日子，谁都不曾有怨言。
修道院校友发起组织校友会，几位学长上门要我参与其事。（我虽然是高中第一届毕业生，但之前已有多届比我们更早修完初中课程的学长）。经济上，我家大老爷慷慨支持，与学长们配合，却在我受邀出任理事时，冷峻地对我说：“当什么理事?理别人的事不如把时间与精力用来理自己家的事。”校友会成立那天，我以赞助人身份受邀剪彩，却很“凑巧”地身在吉隆坡，也在关键时刻才“刚刚好”赶到现场。还记得刘淑芬修女（Sister Pierre）看到我及时出现时松了一口气，我虽尴尬，却无从解释，真的是甜酸苦辣的滋味点滴在心头！
我对教华文的兴致很浓，虽然踏入槟岛时教的是专为小六落第生开办的国民中学（Sekolah Haji Zainul Abindin），但是，学生都懂得自爱，也都热爱上华文课。除了上课，我们办壁报，并且在每年年底，汇集一年来壁报上的佳作，由学生誊写、插图、出版《学报》、举办各种学术比赛、两年一次办中秋晚会。有一年，联邦督学马督学到校中来监察，当时全校就只有我一个华文教师，他有充分的时间观察我上课，也详细翻阅了我批改过的作业簿。过了不久，马督学到校中来邀我在学校假期期间参与编订新课程纲要的华文课本。我明知道绝对过不了我家大老爷那一关，当场婉辞了马督学的邀请。马督学一再重申那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他可体会不到在大男人统治之下小女人的苦衷，邀请电话追到家里来，害我一连好几天得面对“包公脸”。两个在澳洲念书的孩子放暑假回国，知道这件事，很为我抱屈。大女儿为我愤愤抱不平，一向性情温顺的儿子也为我错失机会而感到惋惜。
我后来能参与光华日报学业辅导顾问团，那几年不时到处去传授SPM及PMR应考生作答技巧；成为槟城佛光学舍的慈悲组主任都是在先夫往生后的事。有一年我们在家庭团聚时闲谈往事，我的儿子无限感慨地说：“妈妈，如果爸爸还在，您今天仍然是在与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女人！”
有所得必有所失，如果有得选择，我倒是乐意一辈子乖乖地躲在家里与柴米油盐打交道，总好过让家里缺了一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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