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我接到一位热心助人,退休后投身社会义工行列的旧同事的电话,申诉被另一位旧同事放飞机。“我对他处处关照,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戏耍我?”从他的语气,可以体会得到他心里的失望、不甘心,也很痛心。不曾真正了解他们之间的误会,我不敢冒昧下判断,我选择扮演出气筒的角色,让他宣泄心里的不满后,再告诉他我也有三次被放飞机经验,借以冲淡他心里的怨气。
1990年,我担任某国民型中学训导主任,高三学生因为要求在学期考试中免考公民科不获校方批准,竟然集体罢考。我一获得监考老师的通知,即刻向五班会考生说明罢考的严重性及罢考将会面对的惩罚。学生一意孤行。我依言给每一个罢考生记一个大过,也令参与罢考的学长交还学长徽章及学长大衣(学长的大衣是我带学长们义卖筹款缝制,属于校方的资产),这件事轰动一时。家长们恐怕高三毕业生被记大过会影响深造之路,纷纷到学校抗议。我能体会家长的焦虑与无奈,但是,站在教育纲领,我不能不给明知故犯校规的学生严峻的教训。我对到访的记者们说:“处罚犯校规的学生是在教育她们,不过,学生是学校的女儿,她们将来的成就是学校的光辉,我们会处处关照她们,绝不会伤害她们。”也许是过分焦虑,也许事情发生得太突然,竟然没有人听得懂我话中之话,校内校外人人闹起哄!
事后,我带领学生义卖,筹募贫寒学生考试费基金,让她们将功赎罪,以大功抵消大过。因为罢考的是公民科,政治部派员来调查,向校方要发动罢考的学生领袖名单,我也给予圆满交待。没有任何一个学生的离校证书因此沾上污点,学长们也在功过相抵之后恢复职权。烟消云散之后,接下来的各种活动如游艺晚会、教师节庆典及毕业典礼的筹备工作,学长们都与我合作愉快。我只寄望学生上了严峻的一课之后,在来日的人生路上会更加严谨,不再意气用事,也不再鲁莽处事。
几年前,有一天,有个当年参与罢考的学长趁回槟城探亲之便,给我电话,(离校的学生时而会以电话与我联络,所以我不以为意),她还相约在当天傍晚来我家叙旧。结果等不到人,也没有交代的电话----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放飞机!
过了好久一段时间,那个学长再度回槟,再一次来电约我,她不提上一次为何失约,我也不追问,只是我不寄予见面的厚望。果如其然,她再一次放飞机!最后一次是在去年底,我出席护法团会议时,第三度接到她的来电,我只是淡淡地回以我正在忙,叫她别再胡闹。
被自己的学生放飞机,我当然心痛,但是我不只是心痛被放飞机,更加心痛的是教育失败!如果她是冲着罢考被罚那件事,放不下心里的疙瘩而做出报复,她会被心锁拖累一世,苦不堪言;做错事而不甘心接受该有的处罚,已经四十多岁的人还不能明辨是非对错,她所受的12年教育,学到了什么?因此而放师长的飞机作为泄愤,只显示她的无明与无知。对那个学生,我是不是比那位同事更有资格说:“我对她处处关照,她怎么可以这样子戏耍我”?我选择只叫她“别再胡闹”,让她明白老师已看穿她无聊的伎俩,深信会比责备更加管用。
凡事只要尽可能作得问心无愧,心安理得便无须再挂碍,只希望能以我的遭遇劝勉那位同事,以他热心公益的服务精神,能放下心里的枷锁,将心思用在更有意义的事物上,他会是一位更有成就的社会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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