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明辨是非是教育的失败

        在医院遇到毕业已26年的学生，她问我有没有参加她们那一届同学去年举办的离校25周年聚会?原来她居留国外，难得回国，遇不上，所以不曾出席同学聚会，就算回国，也总是行色匆匆，少与同学联络；我当时恰逢与子女在阿德莱特聚会，10月17日才回国，也错过了盛会。

        教过的学生人数众多，记不了所有学生的名字，但是，她在与我闲聊时，提及1990年罢考被记过的事，所以我能确定她是我的学生。事隔四分之一世纪，她对当年被记过这回事仍然耿耿于怀，先为她们当年“年轻人的调皮”向我道歉，接着有点腼腆，也带点好奇地小声问我：“老师，Form5考试并没考公民科，我们只不过罢考公民一科而已，有必要记过吗？”

        都已四十多岁的人，仍然搞不懂守纪律的严重性，十多年的教育读到哪了？对是非欠缺明确的理念，她这二十多年服务社会，遇到纪律问题是如何应对？对这个没把她教好的学生我有必要用速成法让她明辨黑白。

        事发当天，我在教务处一听到监考老师报告毕业班学生罢考，便逐班去解释罢考的严重性，强调守校规、守纪律的重要，劝她们莫闹情绪，以免吃眼前亏。我不忘警告她们，罢考生会被记大过，学长不立好榜样，除了记大过，还会面对被革职的处分。结果，除了几个考生敷衍式地在试卷上写几个字，其他考生依然坚持罢考！

       考试结束后， 5班毕业生被通知每个罢考生记一个大过，学长则被令马上除下学长的名牌与领带，还需把学长大衣归还学校。这群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学生这才慌了。必需给学生这么严酷的处罚，我何尝不心痛？只是，放纵了正面抗拒服从校规的学生，以后如何领导得了她们？

        “大过”就像一枚炸弹，在槟城这小岛炸开。第二天一早，记者、毕业生的家长都挤进学校。他们不说罢考对不对，只说毕业生被记过会影响他们申请奖学金的机会。家长不怪他们的女儿明知故犯，只怪学校没为他们孩子的前途着想。学长的父母只说他们的女儿为学校服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该在毕业这一年革了他们的学长职，却忘了他们的女儿是在礼堂里佛像前宣誓就学长职，（没有刻意安排，佛像本来就立在礼堂的讲台上）佛陀可见证了她们誓愿维持校规的承诺！

        学生罢考公民科，只因为公民科不在Form5考试科目中，考不考都不影响Form5会考的成绩；家长只看到“大过”会影响孩子申请奖学金的机会，学校不该不为她们的前途着想；学长的父母只看到他们的女儿为学校服务有功，忽略了她们已做出不良示范，各造只从功利着眼，却把矛头指向学校。没有人看到学校是教育的场所，我们的任务除了传授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教学生明白做人的道理、严守规律。试问教出一个很有学问、事业很有成就，却不明事理，分不清是非黑白的学生，她们会给社会人群带来福还是祸？给父母带来荣誉还是耻辱？

        尽管我对到来采访的记者说学生是学校的女儿，她们将来的成就是学校的荣誉，我们绝对不会陷害她们。但是，学生、家长、记者要的是校方即刻取消大过，却不肯静下心，理智地分析我话中的话。在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需让学生尝到犯错被惩罚那种铭心刻骨的痛，她们才会牢牢记住这次的教训，前面路上，不再触犯法规，所以，我的态度很坚决，令学生与家长都很失望；他们看不到我对他们的短视何尝不也很失望?

        “ 记过”风潮冷切后，我带着5班毕业生，分别每星期5天，下课后卖冰淇淋筹“运动员助学金”，将功赎过，在功过相抵的制度下，以大功赎大过，离校证书里谁都没留下“大过”的痕迹，学长也在功过相抵之下复职。政治部因为学生罢考的是公民科，属敏感的科目，要校方呈交领导人名单，也在我们呈上的报告中满意结案，谁都没有惹上麻烦，也没影响到学生的成就。

         韩愈认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人师的职责之中，“教授道理”排在“教授学业”与“解决疑难”的前面，可见教导学生明辨是非，知道做人的道理才是为人师者首要的任务，教出不能明辨是非的学生，饶是他们的学问多高、成就多大，都是教育的失败！